《春秋左传》曰：“国之大事，在祀与戎。”

一个国家最重要的就是祭祀（文化建设）和兵戎（军队建设）。

延伸出来，一个民族最重要的也是这两方面，所谓文武之道，一张一弛，不可偏废。

一个民族只要历经沧桑的岁月，经过历史的沉淀，就一定会拥有属于自己的、具有鲜明特色的独特思想文化和思维方式。

这种极具特色的民族文化，已经彻底融入一个民族的骨血之中，密不可分，在外则体现在一个民族的性格方面，那就形成了民族精神。

那么，我们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又是什么呢？

古今中外，无数学者专家都在研究这个拥有五千年历史的中华民族精神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中华民族从古至今都是崇尚天人合一吗？是不是一直都讲究中庸平和之道？近代国人的麻木不仁是不是古代国人也是这样？如果不是的话，那么在中国五千年的历史发展进程中，民族精神是不是也会改变？那么究竟发生了什么才改变的？

其实早就有学者将中国漫长的历史进行了划分，其中最为简单的划分就是根据不同的历史阶段，划分为两种：

一种是隋唐之前的中国人，按照孔子的说法就是“质胜文”阶段，强硬、霸道、铁血、不屈服、直率、实用主义者、“虽九死而不悔。”一种则是两宋之后的中国人，特别是程朱理学大行其道之后，“文胜质”阶段，温和、敦厚、软弱、注重气节，理论主义者，犬儒主义盛行。如果继续进一步细分的话，则可以分为先秦（一般先秦指的不是从原始社会到秦朝，而是商朝或周朝到秦朝），两汉到隋唐，两宋，宋朝之后。

先秦时期，包括秦朝，全天下都是武力至上，那时候不管是国君，还是士大夫，还是知识分子，还是百姓，都是非常好武的。

所谓君子六艺，礼乐射御书数，不仅包括了骑射这两项运动，还包括了数这个在近代社会之前的古代社会非常忽视的科目。

先秦的读书人，没有一手像样的射箭或者驾车的功夫，都不好意思出门。

就连咱们的至圣先师孔夫子都是一手拿《春秋》，一手拎着剑，带着三千弟子，在春秋那个乱世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三千弟子包括子路这样的将才都在孔夫子手下当弟子），要是孔夫子武力值低了，估计都没人相信。

到了秦朝，彪悍尚武的风气更盛。其实很好理解，秦国出身西北边陲之地，本就民风彪悍；加上在当时，全天下所有国家都尚武的环境下，还能脱颖而出，一统天下，肯定不是靠以德服人，而是以理（物理）服人。

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封建王朝，秦是一个彻彻底底的古典军国主义国家。

秦国的一切都与军功挂钩。

不论是秦人的彪悍尚武，还是秦国制定的军功爵位授田制度，都证明了，当时的中华民族的先祖并不是一个温柔儒雅的人。

中华民族的血液中一直都流动着好战尚武的基因。

汉唐时期是中国封建王朝发展的巅峰时期，汉朝时期的人民，距离秦朝不远，虽然他们推翻了秦朝，但是江山易改秉性难移，他们同是也是秦人的继承者与弘扬者，包括秦人那种尚武铁血的性格。

而且汉人不仅没有丢失秦人那种硬朗的风格，更在里面添加了一些柔情敦厚的元素在里面，显得文武双全，可能正因为如此，所以中国人一直以汉朝为傲，引以自豪，从此中华民族也有了另一个称呼——汉人。

为什么汉人就变得文武双全了呢？

主要有两个原因。

一是儒家文化思想成为了当时整个社会的主流文化思想。汉武帝为了统一思想，确定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基本政策。

早期的儒家虽然也是一个尚武的学说（那时候信奉的不是《春秋左传》，而是《春秋公羊传》，讲究大复仇思想），但是相对于法家、墨家来说，的确温柔的多，也更受统治阶层的欢迎，这对封建统治者的地位稳固起到极大的作用。

更重要的是儒家提供了一整套系统的教育体系：《诗经》（古典诗歌教育，让人温柔）、《周易》（古典哲学教育，让人理性）、《尚书》（古典历史教育，让人明志）、《周礼》《仪礼》（古典礼仪教育，让人懂理知节）、《春秋公羊传》（汉朝的近代史教育，知当代政策之得失），这一系列成体系的教育，统治者放心，士大夫宽心，百姓热心，也使得整个汉朝人民的受教育大大提升。

二是秦朝军功授田制度的消亡。秦国统一天下的过程中，百姓可以通过战争得到很大一部分收益，到了汉朝时期，在前期，攻打匈奴的时候还好一些，到了西汉中后期和东汉时期，天下一统，别说先秦六国那些肥沃的土地已经全部授予完毕，就连河西走廊和西域一些土地都被授予下去了，土地越来越少，授田制度本身已经很难再实行下去，这个制度便自然而然走向消亡，战争也随着天下一统，国家长治久安而对百姓逐渐失去了吸引力。

这不可避免地削减了汉人的尚武精神。

教育程度的提升，尚武精神不可避免的下降，使得在汉朝，人民的文武精神开始平衡，从此汉人成为中国历史上文武双全的典范。

秦汉时期，是中华民族对外态度最为强硬的时代。

那时候盛行“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九世犹可以复仇乎？虽百世可也”等思想，所有的蛮族，比如犬戎，比如匈奴，比如西域众国，在强硬的汉民族面前，只有两条路可走，要不彻底融合，要么彻底消亡！

在这个时期，就连孔夫子都标榜“以德报德，以直报怨”。

“以直报怨”才是当时全天下的主流思想。

当时中华民族的脊梁是全世界最直的，也是最硬的，因为这是用赫赫战功打出来的。

但是到了宋朝，赵光义实行“以文御武、将从中御”的基本国策。

这套政策的主要思路是：在前线打仗的将帅们，只能按照赵光义制定的出征计划去排兵列阵，每个步骤都只能按照赵光义的所规定的步骤来进行；前线所谓的统帅也可以不用是经验丰富的将军，一个啥都不懂的文人也可以当前线主帅，就算是经验丰富的前线将帅，也只能成为后方皇帝的一个提线木偶，一点自主性都不能有，所有指挥必须听从后方皇帝的指示。

赵光义和他的那些软骨头继承者，直接把中华民族骨子里的强硬、尚武、血性全给磨没了。

直到朱洪武出现，才挽救了一些，结果因为大杀功臣，中华民族的血性再次受到重大打击。

同时我们必须承认儒家文化思想对于中华民族的文化发展和延续，起到了极其重要的推动作用，但是与此同时，也是中华民族在近代社会僵硬落后的重要因素之一，特别是儒家文化思想异化成程朱理学思想，特别是在清朝大肆屠杀、镇压、打压知识界之后。

种种因素，导致中华民族的精神逐渐从强硬铁血走向温和软弱，脊梁也越来越弯，越来越软。

但是中华民族骨子里的血性并没有消失，只是被统治者消磨了，变弱了。

因为那个尚武血性的儒家思想异化了，因为中华民族千百年来的强大蒙蔽了双眼，因为统治者只需要一群温顺的绵羊。

如果说宋明时期只是消磨了中华民族的脊梁与血性，那么清朝就是封闭了中华民族的大脑和眼睛。

清朝时期的中华民族是愚昧的，不仅百姓是愚昧的，贵族、士大夫甚至皇帝都是愚昧的。

百姓愚昧，在于被程朱理学和清朝统治者所摆布；贵族和士大夫愚昧，愚昧之处在于经过屠杀和“文字狱”，封闭了贵族和知识分子的大脑和眼睛，使得他们不能去思考，无法用眼睛；皇帝愚昧，愚昧之处在于沉浸在所谓的地大物博、物产丰饶的天朝上国之中，无法自拔，甘愿成为一个坐井观天的井底之蛙。

直到西方的工业革命爆发，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打开中国封闭已久的国门，把走向中世纪的中国直接拉进残酷的近代世界，并一刀刀的割中华民族的肉，中国人这才幡然醒悟：原来我们已经如此弱小，如此落后，如果不迎头赶上，那么中华民族将消失在世界各民族之列。

中华民族开始了自救之旅。

春秋公羊派开始复苏，庄存与、孔广森、刘逢禄、龚自珍、魏源、康有为、梁启超等学者、思想家，开始重提儒家思想的硬朗与血性。

公羊派在晚清时期开始再次成为中国学术中的主流学派。

然后经过谭嗣同、严复、陈独秀、李大钊、鲁迅等学者、思想家的呐喊，中华民族开启一条觉醒之路，重新铸就中华民族精神上的脊梁。。

这是思想上、精神上的自我革新之路。与此同时，肉体上也开启了重生之路。第一次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庚子之变、辛亥革命、大革命运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中华民族在一次次的战争中，用无数中华儿女的血肉之躯，一条条鲜活的生命重新铸就了肉体上的脊梁。

终于，在一代代思想家的呐喊下，一代代中华儿女的牺牲下，我们把千百年前就扔掉的尚武精神、血性、脊梁给找了回来！

毛主席说：“野蛮其体魄，文明其精神！”

中华民族必将浴火重生，重现“汉唐精神”。

现在的中华民族从不惹事，但绝对不怕事，朋友来了有美酒，敌人来了有猎枪，这样一个带着辉煌和苦难的独特民族，必将走得更远，走得更稳，走得更高！#MCN百夫长计划#